我国钢铁工业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。宝钢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沿海一贯式生产方式，从而彻底改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传统模式，实现了钢铁企业向现代化大规模化发展的转型，优化了产业布局。1993-2001年是我国钢铁企业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装备、管理方法的时期。

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钢铁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工业化、城镇化推进了汽车、船舶、家电、房地产、基础设施建设等下游投资，拉动了我国钢铁市场的大量需求。

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让大企业成为钢铁“母”。1999年以后，我国开始实施淘汰落后产能政策，促使企业的单体规模向超大型化发展。与此同时，在政府主导下加快了大型钢铁企业间的联合重组，2007年宝钢等央企开展了跨区域收购，地方国企在区域内进行整合，诞生了河北钢铁集团，一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初步形成。近几年在国企改革和市场的推动下，实行了新一轮重组，诞生了宝武集团，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向世界巨头靠拢。

从净利率看，我国钢企忽高忽低，平均利润率低于世界 水平。2017年我国钢企净利润率普遍高于海外钢企，但日韩钢企的平均利润率是我国钢企（除宝武集团）的2-5倍。

从资产负债率看，我国钢企两极分化严重。海外钢企基本维持在55%以内，我国央企和民营均达到世界水平，而地方国企远高于世界水平。

第三，我国钢铁企业劳动效率低。从人均销售收入看，我国钢企远远落后于世界钢铁巨头。海外钢企的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宝武集团的2-10倍，是其他钢企的2.5-30倍。

，我国钢铁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环保投入力度与世界 企业相当。

从2017年的研发投入强度看，除首钢股份、沙钢股份外，我国钢企高于世界钢企。宝武集团、鞍钢股份、河钢股份的投入强度与新日铁住金相当，是浦项制铁、安赛乐米塔尔的4倍以上。

更重要的是，前期Vale事故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在发运量上体现，RioTinto和BHP的发运量也同时出现了大幅下降，澳大利亚周度发运量从1600万吨以上的高位下降至1000万吨的水平，巴西周度发运量从600万吨下降至200万吨，而且国内的港口库存也开始出现拐点，单周降幅达到657万吨。
 
“这一阶段的上涨，一方面体现在减产预期的进一步强化；另一方面体现在减产预期已经开始在发运量和港口库存上初步兑现。”在马亮看来，与前两轮主要由预期推动的上涨不同，第三轮铁矿石价格上涨是由现货引领期货上涨。前期市场对于供给削减乃至对于供需缺口的担忧开始在现货上体现。
 
据记者了解，第三轮上涨是从5月15日开始至今，铁矿石期货1909合约6个交易日累计上涨129.5元/吨，涨幅达20.08%。